文化和文化产业都是宏大的概念，并非一讲就灵。如果不能在执行层面转向一种系统的、由各种具体而微的策略构建的多维度的对策体系，发展文化产业将很可能形式大于内容。同样的道理，媒体的文化产业报道如果不能见微知著，而是执著于宏大的笼统的篇章，就将脱离文化和文化产业的主战场。文化产业报道需要的不仅仅是雅韵华章，更多的是要讲平常话。

守望与担当：媒体的角色意识

当下的文化产业报道，往往过于追求宏伟蓝图的描绘，而忽视细节和细节背后的支撑点。见诸媒体的报道篇什，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模式：

会议模式：以会议和会展活动为主要内容，典型的是工作报道、成就报道。

取经模式：比如报道地方领导率领庞大的考察团去其他省市考察，取经回来再大张旗鼓地给予全面宣传。

名片模式：内容涉及城市功能定位、城市形象设计和楼堂馆所建设。

作坊模式：报道我国作为世界文化产业的制造基地，如深圳的大芬村、河南的王公庄等。

考古模式：挖掘当地历史、民俗资源，往往从史前文化追溯起，与旅游开发结合紧密。

圈地模式：报道创意产业园区的规划建设和招商引资，全国加起来可能有上百个。如此等等。

以上这些模式，通常是宣传各级政府文化产业政策和举措的主渠道，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但是，媒体报道不能满足于或停留于这些模式。文化产业的发展，其实依赖于国家政策、市场和需求、资本和商业、教育卫生、环境保护，以及所有这些要素的相互作用和共同发展。宏大的口号远远不能代替产业和基础层面的精耕细作。如果仅仅突出其中的一部分要素，未必能收到更大的成效。径行以国家政策、行政活动为主来传播文化信号，不去运用各种富有魅力的桥梁和中介，是偷懒的做法。另外，在文化产业的名义下，媒体也有相当多的报道所聚焦的热点，是急功近利的，甚至是见利忘义的，尤其是各种低俗之作和文化炒作招摇过市、泛滥成灾。例如被广电总局叫停的《第一次心动》《美丽新约》《超级情感对对碰》等节目，任意添加“调味品”与“调色剂”。文化市场良莠杂陈，媒体不能没有辨别。

当然，媒体兼具意识形态的功能和产业功能，不可能要求媒体单纯将高尚的道德作为最高准绳。但是，媒体带来的庞杂而丰富的信息，可以强化或摧毁人们关于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恨、信仰与怀疑、崇高与卑下、生活的目标与意义、道德的准则与底线等基本信念，因此媒体不能忘却，更不能排斥其所应担负的社会责任和文化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提出，传媒文化产品主要体现出三种价值，即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符号价值。文化产业集中发展的正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至于文化产品是否提供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符号价值，往往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符号价值对于和谐文化建设来说其实至为重要。

文化究其根本，应该是为往圣继绝学，以“文”化人。倘若将文化产业约简为一长串的数字，或几句空洞的口号，则偏离了发展文化产业的目的，是舍本逐末。大众传媒不应仅满足于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推手”，还应肩负起文化传播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