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1月19日，胡锦涛同志看望97岁高龄的钱学森教授时，在他的书房翻阅了《钱学森书信》。《新闻联播》的电视画面正巧定格在钱老十几年前写给本文作者的一封信上。这勾起了关于早期文化产业研究的一段佳话，本版编发这篇文章，其意在于用一个典型人物的故事勾勒出早期文化产业研究的样貌，想来，在文献价值之外对于时下文化产业研究也颇有助益。

“这个大问题我看我国经济学家也出不了多少力，他们也没有研究过！我看还得有志于此的同志自己动手。”

1986年，刚满20岁的我在母校的学报上发表了处女作《人类应当建立一门崭新的学科——精神经济学》。在这篇长达万言的文章中，我认为政治经济学没有研究精神产品的生产再生产问题，传统劳动价值理论也无法对此作出理论解释，而经济的精神化倾向将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人类经济面临的共同问题，精神经济将是一个世界性趋势。理论界特别是经济学家有责任对此进行研究，探索其中的发展规律，这就需要建立一门崭新的学科——精神经济学。

应当说，作为一名青年学者，当时我对经济理论有着一股“初生牛犊”的勇气，但思考仍然是直觉的、初步的。未料这篇文章辗转被钱学森看到后，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1986年10月，他在中央党校的一次报告中就提到这篇文章，而且在10月24日亲自给学报主编郑奇教授写信，对我给予热情的鼓励。他说：“现在大家都在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然后要具体化，制定计划，这就会涉及经济问题，即李向民同志所讲的‘精神经济学’。核心是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投入的钱，其效益如何？这个大问题我看我国经济学家也出不了多少力，他们也没有研究过！我看还得有志于此的同志自己动手。”

与此同时，他还寄来他本人在198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供我参考。

“他的理论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绝对化了，以致陷入了歧途。”

1987年《文艺研究》第一期发表了钱学森关于文化学的一篇文章，他再次提及“精神经济”这一概念，并引用了我的文章。1988年11月，钱学森在中央党校作报告，系统阐述他关于人类意识及意识理论的观点，其中引用了我近期的3篇文章，并对我在后几篇文章中所流露出的比较极端化的理论倾向提出严肃批评。他说：“近两年来，李向民同志提出要研究‘精神经济学’，他的用意是好的，重视精神文明的作用嘛。但他的理论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绝对化了，以致陷入了歧途。”

这一批评对我来说无疑是一记当头棒喝。尽管当时年轻气盛，我对钱老的批评还不能完全理解和接受，但我还是对自己的研究进行了认真检讨反思，从而进一步修正了其中的错误。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我觉得继续沉浸在思辨的迷雾中，而不更多地结合实际，很可能使精神经济研究走进死胡同。但是，当时中国的文化产业还不发达，文化体制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资料也很不系统和完整。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环境下，直接从经济学理论层面进行讨论又很难绕过意识形态的困惑。因此我决定暂时放下精神经济学研究，埋下头来，潜心研究中国的文化经济史。

“您的《宋代书画市场研究》只是宋代艺术经济的一点史料，不成其为‘学’。”

当我兴冲冲地将新发表的《宋代书画市场研究》一文送给钱学森指正时，他没有简单地鼓励，而是以一位学者的严谨态度谆谆教诲道：“‘文艺经济’是‘文艺学’的一部分，‘文艺学’是研究社会的文学艺术事业规律。‘文艺学’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从这个观点看，您的《宋代书画市场研究》只是宋代艺术经济的一点史料，不成其为‘学’。”

钱学森没有因其学术地位而居高临下，完全是以一位学者的姿态与我平等商榷。他送给我一些他的最新著述，并说：“我也会有错误的，您有意见就写信给我，我也要思考问题。我的那次讲课（指1988年中央党校的报告，笔者注）就在‘文艺学’中只提了‘文艺体系学’‘文艺能力学’和‘政治文艺学’，而没有提‘文艺经济学’，现在看来要补上。”

此后我又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艺术经济（实际上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文化产业）的论文。对此，钱学森于１９９２年底给我来信说：“我感到您的著作不是讲文化事业本身，而是讲为文化事业服务的经济事业。文化事业本身属精神文明建设，这是党中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件中明确了的；为文化事业服务的经济事业则是经济活动范畴，所以是物质文明建设。概念一定要分清。”

“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大力发展第五产业，使之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四产业并列。”

确实，我研究的重点一直是文化中的经济问题，而不是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文化。对于这些成果，钱学森给予了肯定，并指出：“为文化事业服务的经济事业也是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一种有特色的产业，可称之为继科技业（即第四产业）之后的第五产业，比如各种文化经纪人事业就属第五产业。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大力发展第五产业，使之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四产业并列。”钱学森虽然没有明确地使用“文化产业”这一词语，但他的观点显然已经将文化产业与科技产业从第三产业中分出，使之成为一个独立产业，并且呼吁“要大力发展第五产业，使之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四产业并列”，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同寻常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