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像一幅油画,越远就看得越清楚。纪实文学作家的责任,是挖掘历史的真相,而不是评述。”带着新书《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来到深圳,著名纪实文学作家叶永烈从容地在历史与纪实之间划出一道分水岭。
6月28日清晨,藉着深圳暴雨的间隙,叶永烈又一次登上了莲花山,在邓小平雕像前久久伫立。邓小平,已经成为了20世纪中后期出生的中国人根深蒂固的集体记忆。在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更是无法绕开的一个重要话题。而叶永烈的新书《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第一次多角度、全方位、全过程向读者记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细枝末节。
在中心书城的紫苑茶馆,叶永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有着著名科普作家、纪实文学作家等头衔,其实他更像是一位时代记录者的他,娓娓讲述了自己与他所记录的这个时代。
两本书开启纪实文学之路
对老一辈读者而言,“叶永烈”的名字是与《十万个为什么》和《小灵通漫游未来》联系在一起的,这两部书对那个时代的读者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到如今,《十万个为什么》已经出版超过2.1亿册,而《小灵通漫游未来》初版就印了300万册,经他授权的小灵通手机用户已经超过了1个亿。
上世纪80年代初,两本书很偶然地开启了叶永烈的纪实文学创作之路。一本是美国作家威廉·夏伊勒所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另一本是巴金的《随想录》。“就是在看它们以后,我才决定要写‘四人帮’的兴亡,下决心啃这么个硬骨头。”叶永烈说:“20世纪80年代初,我年过四十了。到了不惑之年,觉得老是写科普读物,不能表达自己对国家、对命运的关注度,所以就转向了小说和报告文学的写作。开始都是中短篇,三四万字,后来写到30万字到150万字。我也是从开头的‘游击战’偶然打几枪,到‘运动战’,到最后的‘阵地战’,以当代中国的重大政治题材为我的纪实文学创作阵地,有计划、有步骤地一点一点地写。”
被逼出来的“口述历史”
当威廉·夏伊勒写作《第三帝国的兴亡》的时候,很多资料已经解密。而叶永烈十分悲哀,因为作为一个当代作家写中国当代的政治事件是步履非常艰难的。
有党史专家说,叶永烈是个作家,但他走在了党史专家的前面,他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做口述历史的工作,而党史界注意到口述历史是在20世纪末。叶永烈却说:“我做口述历史这么多年的原因就是我是‘被逼’的。因为很难接触最高层的档案,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打开这些高层的嘴巴,我一个一个去采访,他们脑袋里头这些档案都在。我的《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中的绝大部分都是采访的当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