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媚

３０年间，中国的纪实摄影在观念上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日前，今年第三期“四方沙龙”学术讲座在关山月美术馆开讲，著名摄影家李媚以３０年来不同时期的摄影家个案为线索，为我们勾勒出了纪实摄影家观念变化的过程。李媚认为，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纪实摄影从题材、拍摄手法及观念上的变化巨大，为我们在民生等领域留下了丰富的图像资料，现在的纪实摄影还在继续分化，一方面，摄影已经变成社会工作的一部分，同时摄影的个人化特征在进一步走向极端。

纪实摄影开始关注民众生活

李媚说，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北京民众自发地聚集于天安门广场，纪念总理周恩来。在这次民间自发的运动中，摄影首次体现了它最基本的功能——记录、见证及公众性。天安门广场事件中很多年轻人拍了照片，他们不是职业摄影师、记者，只是运动的参加者。“不能让历史留下空白”是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国纪实摄影的重要信念。

这个信念建立在摄影对历史的缺席之上，因为我们缺少一部民众生活的图像史，这一发现非常强烈地剌激了一大批职业或非职业的中青年摄影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包括李晓斌、朱宪民、安哥。李晓斌因为在博物馆工作，最早认识到保留历史的重要性，他的照片“上访者”，与当时的伤痕文学有一种历史上的契合，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伤痕摄影”。他的照片在题材上打破了许多禁区，记录了变革时代中国老百姓的苦难和情感生活，照片中体现了他对生活的本能和敏锐，现代人阅读这些照片可能产生不同的体验。朱宪民是中国当代摄影史中具有特殊地位的摄影家，他早在７０年代初期就已经注意到民间的时代的符号。朱宪民凭借自己的直觉忠实记录了黄河百姓以及老北京人的世俗生活，他不经意的行为或者潜意识，也许最为深刻地显现着他视觉记录与艺术创造的本能，才为历史留下上世纪７０年代之后那些可贵的影像。如果说这些摄影家还是凭本能和直觉记录历史，那么摄影记者安哥就是有意识的记录者，他敏感而自觉地记录下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市井生活众生相。安哥的作品具有天生的幽默和风趣，他的个性融入了自己的作品，纪实摄影以更丰富的面貌呈现出来。

李媚认为，这个时期民间和官方的摄影活动最为频繁，各地的摄影组织、群体也非常之多，但摄影理论、摄影观念、摄影的传播手段局限比较多，纪实摄影通常还是小范围内的自娱自乐，很多摄影者对纪实摄影的社会信息尚缺乏认识，摄影仍然保持在一种相对自我封闭的境地，摄影与社会的关系在普遍程度上依旧表现得疏离。但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中国深圳出现了第一份民间创办的摄影同仁杂志《现代摄影》，这个杂志从它出现的那天起，就以前卫的姿态影响了中国至少是两代摄影人。当时中国重要的摄影家几乎都是最先受到这个杂志的推崇。它还有一个贡献就是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摄影史，打破了中国摄影界的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