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王蒙日前在京推出解读《红楼梦》的新书，以《不奴隶，毋宁死？》为书名来表达其惊世骇俗的观点，认为《红楼梦》里的许多奴隶，特别是有头有脸的女奴，都视不再当得成贾府奴隶为奇耻大辱，有一种“不奴隶，毋宁死”的刚烈，这是人性的奇观，这被认为是王蒙的新发现。王蒙坚持把书名定为《不奴隶，毋宁死？》，得意地称之为点睛之笔。（７月６日中国新闻网）

“不奴隶，毋宁死”，称之为新著点睛之笔是作家的自由，但要说新解值得商榷。猛一看观点平常，再一想平常观点。从王蒙“坚持”定此书名看，可以推测出版社很可能不认同此名，或许就是不认同“新解”说吧。阅读红学家们的著作，频现“奴隶”、“奴才”，刘心武在《百家讲坛》中的解读就有很多。

大众化何在？“历史说明了说透了就是奴才史。”８０后徐炫说，“（女人）脱不了一个名词那就是奴才，永远是奴才，骨子里的奴性意识永远铭记在从娘胎出来肋骨上。《红楼梦》里的这类人物实在太多。”一篇题为《中国历史也是一部奴才史》的网文写道：“（奴才与奴隶都）没有人的权利，包括思想的权利、说话的权利、行动的权利，这些都没有。”这种观点很容易找到，很大众化。

鲁迅对此有深刻的理解，点透了必须奴隶的历史真相。在《灯下漫笔》里，他将中国历史划分成“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将创造“第三样时代”寄望于青年。《红楼梦》中人物只能是二选一，怎么选都会被安置在奴隶十字架上，何况男尊女卑背景下的女性。注定做不了主子，唯有做奴才；身居好奴才的位置，迷恋“高级奴才”的身份，就是非常普遍的心态。话说回来，不能做主子，不做奴还能做什么呢？恐怕不是“不奴隶，毋宁死”的问题，而是面临“不奴隶，必去死”的恐惧。

王蒙这么定位《不奴隶，毋宁死》：“我跟侧重史料钩沉的红学家不一样，史料也不是我的强项，我主要从文学与人生的角度来研究《红楼梦》。”历史与红学研究层面的“不奴隶，毋宁死”不新，对人生来说实在也不新。现今的“房奴”、“证奴”、“学奴”、“婚奴”，厉害程度未及“毋宁死”，却有相通处，皆有被动与迷恋于被动的味道。在特定的“奴隶时代”，社会对人生有决定性作用，人们只能如此选择，小说有相应描绘，都不奇怪。《红楼梦》中人物也不例外。那时的命运是常识，现今在人们的认知上也是常识，正如作家刘索拉的小说之名《你别无选择》。

通俗地说，“不奴隶，毋宁死”与老百姓口头禅“遭罪的命”、“奴才相”、“不是当官的料”之类，实在没有高下之分。纵然是将《红楼梦》与人生联系起来，也看不出新意何在。或许，《不奴隶，毋宁死》改一下书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