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上城区有一条窄窄的、静寂的小巷,叫马坡巷,又名马婆巷,在马坡巷六号,有一座白墙黛瓦、古朴典雅的清代建筑,这就是龚自珍纪念馆。
龚自珍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官的书香门第,祖上六代都是朝廷命官,祖父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父龚丽正,官至江南苏(州)松(江)太(仓)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外祖父就是著名的文字学家段玉裁,母亲段驯也是一个能诗会文的才女。龚自珍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受到严格的儒家教育,据说他读过的书摞起来越过他的身高。他的祖辈、父辈对他满怀期望,希望他长大后能成为知书达理、深谙仕途之道的明白人,谁知他与父辈的期望相反,长大后成了一个有着强烈的反叛性格、愤世嫉俗、狂放不羁的愤怒青年,清朝的一个深刻的批判者。
在鸦片战争前二十年,龚自珍就感受到大厦将倾的“衰世”气息,察觉了“将萎之花,惨于槁木”。他是那个时代的先知先觉者,他是揭示清朝进入“衰世”第一人。
离帝越近谄媚越深
龚自珍的许多文章猛烈地抨击了死气沉沉的官僚集团,他指出官吏们只求保官、保禄、保位,趋炎附势,丧失人格,而在国事上则“奄然而无有生气”,甚至沦为无耻之徒。这些无耻的“政要之官”,除了揣摩皇帝的喜怒以迎合外,国家大事丝毫不在心上,其结果则是“辱国”、“辱社稷”,以至于亡国。
他指的就是道光朝的庸才班底。道光皇帝(1782-1850年)事必躬亲,但志大才疏,见识很浅,甚至愚昧。他手下的大臣唯唯诺诺,以皇帝的意志为意志,没有独立的人格,离皇帝越近,谄媚功夫越深,有的年过七十,白发苍苍,只会关注枝末小节,其代表人物就是曹振镛与潘世恩。曹振镛当道光首席军机大臣时,已经73岁,是个“少说话、多叩头”的庸才,他离皇帝最近,谄媚功夫最深,道光看不完大臣的所有奏章,但又不能不看,心中极为苦恼,他就想出一个为解君不能遍阅奏章之忧、又能使皇帝保持威严的谄媚主意。他上奏说:“以后中外奏章,皇上无须遍阅,但要择有小错的奏章加以谴责,这样,臣工对皇帝的圣明就会感到震惊,以为皇帝明察秋毫,连这样的小错都能看出来,就不敢恣意上奏。”
这个馊主意道光居然当作高招妙计,身体力行。于是,大臣对枝未小节格外留意,奏章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报。报喜不报忧成为保官保禄的金科玉律。而这样的官僚体系使清朝急剧地走向衰落。
培养人才如剪刀修病梅
1839年,龚自珍写出了著名的《病梅馆记》,从病梅中他看到了科举制对人性的摧残,专制对创造精神的扼杀。
龚自珍三次考进士,次次落第,原因就是他的书法不合“台阁体”。记者在纪念馆看到,龚自珍的书法确不出众,但也说得过去,并不影响他的试卷质量。到1829年,他38岁,才学名满天下,才在第六次会试时中了进士三甲第19名,但大学士曹振镛仍将“台阁体”当作重要标准,给他的评语是“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级等”。龚自珍的考前身份已是中书舍人,中了进士不能进翰林,还是中书舍人,心中大恨,专门写了一篇《干禄新书》,讽刺曹振镛。他说:“其女、其妻、其小妾、其宠婢,都学习馆阁体,描红描得像模像样,今日之翰林,还有什么称道,我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个个工于书法。”龚自珍的挖苦确有道理,曹振镛的选才标准实在是扼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