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说：“我在海外时所面临的最大困惑就是如何在融入西方社会时能够保持自己的文化价值取向。”若把他的《红裙子》、《村妮》、《枫树》、《母与子》、《古船》、《走向圣地》、《少女的祈祷》好好品鉴一番，就会感到差异性其实是画家的重要呈现方式，差异性并非文化价值认同的障碍，关键在于它是否准确有效地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当下的文化状态。海明的归来，正是在于他追寻着一种具有归属感的当代文化和艺术。它不可能再是自上而下的强行灌输，而只能是开放和动态的研讨与探索。它的每一次展开和深化，就像海归画家的走出与归来一样，都是过去的结束和未来的开始，既是中转站，又是抛锚地。

如果还要追溯的话，海明出生于中国的票号发源地山西平遥，当过农民与煤矿工，上世纪80年代初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曾受教于版画家古元、王琦、李桦和油画家詹建俊、庞涛、罗尔纯等大家。他的农民出身和平民经历，使他与社会最底层的普罗大众保持着一种血脉相通的紧密维系，使他的创作题材更多地打上了平民烙印。于是他表白：“文化人是社会的良心”；于是他感叹：“只有用真情创作，才让我觉得生命的惊喜与意义”；于是他呼唤：“有的人是用心说话，有的人是用嘴说话，有的人嘴和心都不会说话”。

虽然在海外生活了那么长时间，但海明内心深处缠绕的是解不开的故国情结。海明认为，从世界美术史的角度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已丧失了20世纪的美术话语权，我们不应该再放弃或错失21世纪的美术话语权。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及作用日益突出，打造美术“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以增强国际影响力，这是美术同仁不可推卸的责任。海明说：“美术的交流无论请什么进来，拿什么出去，都应秉持以我为主、对我有益、和而不同的理念，以展示精品经典，弘扬国家文化形象。”结合回国后感受和艺术实践的体验，海明在欣喜中又不无忧虑，这就是国内美术领域民族文化自信心的缺失、价值理念的混乱、审美取向的迷茫以及创作观念上的盲从躁动，还有鄙薄民族文化传统、疏离生活、拜金主义、矫情自用，甚至为追求感官刺激不惜挑战道德底线的所谓“创新”等等。谈到这些，海明顺手拎起笤帚做了一个“扫”的动作，一切尽在不言之中，难得他一个“海归”竟有如此的心怀！

这正是：“海归画家”归去来，神州故里可久待；中西合璧丹心谱，油彩泼向菊花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