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春阳的花鸟画从很早就名噪四方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他画的迎春花已风靡海内外，后来，天津市出版的中国画刊物被命名为《迎春花》当与此不无关联。那时，他正当年华，精力旺盛，许多巨大而生机勃勃的作品给他的花鸟画创作增添了新的活力，但是，他更有一颗纯朴的民族之心，他重视中国画传统，更重视现实生活，并干干净净、认认真真去体现当时这颇为时髦的创作思想主题。他善于学习固有的中国画技巧，刻苦训练笔墨功力，并以新鲜活泼的生命感受与激情，给人留下了朝气蓬勃的清新感受。即使以现在的眼光看，他的这些作品仍然是正直真诚而引人注目的。

从近代中国画的发展来看，津门画派有其特殊意义。总体上讲，与海派、岭南派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即在所谓“求新”的旗帜下进行“通俗”的追求。他们或借洋法、或凭己意，倾向于“状物设色”的道路；文化品格上难免有“就事论事”和“太似则媚俗”之嫌。但津门画派与海派和岭南派不同，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与辛亥革命后的特殊人文环境，更多受到宫廷画风与民间画工的双重影响而较少有“洋泾浜”的深入介入。因此，它既有重视严密技巧法度的一面，又有生动活泼的通俗的一面。近现代的天津国画家们，很好地把握并利用了这些特点，将其发展成了一种以小写意笔画为主的清新而明丽的风格。霍春阳当年正是继承和发扬这一风格的佼佼者，因为他在处理这一风格时抓住了“笔墨”与“生活”这两个关键词，使他在重视法度时没有落入“俗格”的套路之中，并能体悟出笔墨本身对中国画的重要作用及其体现的文化精神，也使他在对待现实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对自己的生活做更深的理解和发掘。

但是，说实在话，从一种已成风格的样式转向对艺术档次和品位的追求，不但是困难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尤其是“以法入道”的路与“由象臻理”的要求，其困难程度就更不一般了。在近20年里，霍春阳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终在艰辛的劳动中有了可喜的收获。多年来，霍春阳非常重视中国画与中国文化的表里关系，他不愿停留在对绘画表面形态的探索中，而是希望从绘画的特征深入到文化内涵之中。如何真正将文化所包含的基本人生态度与基本精神情操，转化成一种绘画语言，而不是寄托于某种物象或情境，如何通过这种语言的个性化来主动把握绘画对文化的促进与造就，这既是中国画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学有所成的霍春阳进一步提高品位的难题。

很多人都强调“画外功夫”的修养，从诗文、书法、篆刻等不同的民族艺术门类之中学习与吸收养分，甚至从更广阔的音乐、戏曲等其它艺术门类或者从历史文化、山川草木的学习与借鉴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使之具有更高的眼界和心性。但是对于一个有一定造诣的画家，“画外功夫”应该是同对自身特征的思索与对文化个性的选择相适应的。霍春阳没有在一般性的文化修养上切入这种探索，他选择从中国哲学思想入手，来审视自己的绘画与人生。他非常重视中国哲学中那种深远广大的统一精神，他从宇宙观和艺术精神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这种统一中的和谐。“大道归一”、“天人合一”等哲学思想已不再是一种抽象的原则，而是无所不在的统一和协调。他在切入这种境界时，同样由自身的合一入手，既强调了身心的同一，也强调了技术与艺术、内容与形式、题材与手法等诸多方面的同一，他喜欢从老庄等与艺术有较直接关联的哲学流派入手，去静观默察外物与自身，他的思考也是一种宁静与自得的产物。这些，可从他作品的气象变化中体察出来。他渐渐选择较为单纯的词汇，安静地琢磨这些词汇多方面的含义，不但把其中象征性和寓意性的内涵变成一种平和的平常境界，还把那些由笔墨气韵直接交织而成的个性付诸于对形色的感受，他的花竹翎毛都变得清淡而平常，淡青、浅赭、粉红、幽白是他常用的色彩，他以这种宁静的单纯把笔墨趣味直推入观众眼帘，并将其中所包含的哲思细细地流露出来，形成了他新的绘画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