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张曼菱、雷颐、闻黎明等本周六起陆续赶赴深圳，“接力”纪念西南联大创校七十周年系列讲座，首讲本周六开锣。

第八届深圳读书月期间，一个别开生面的人文系列讲座本周六（24日）起即将在物质生活书吧陆续展开。名为“追忆逝水年华－西南联大七十周年纪念系列讲座”邀请了国内有影响的西南联大研究者、作家、学者谢泳、张曼菱、雷颐、闻黎明等自本周六起陆续赶赴深圳，“接力”为期四周的系列讲座。

国内权威的知识分子研究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将首登讲坛，在24日下午以“西南联大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从陈寅恪，钱钟书，杨振宁等说起”为题，探寻西南联大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第一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新中国女性、作家张曼菱将在12月1日以其当年制作拍摄电视系列片《西南联大启示录》的经历引导听众一起“寻找西南联大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与近代知识分子的重要研究者，将以学者闻一多为例，于12月8日讲述“闻一多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有趣的是，闻一多嫡孙闻黎明虽然是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闻一多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全国闻一多研究会理事，出版有关于先祖的多部著述，包括《闻一多年谱长编》、《闻一多传》、《爱国民主斗士》等，但是这位中国现代史研究专家选择的讲题却是具体而微的“日军空袭下的联大战时生活”（12月15日下午）。这样，从11月24日起，连续四个周六下午，本城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知识分子史特别是西南联大的传奇史感兴趣的读者，将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大餐”。

引起此间文化观察人士兴趣的是这一系列讲座独特的运作模式，此次系列讲座从策划、运作到经费筹集，全由民间自发进行，深圳市清华苑建筑设计公司和物质生活书吧以推动都市人文情怀为己任，联合举办了这一系列讲座，不但极大地丰富了城市的文化生活，而且开辟了读书月主题演讲的全新模式，从形式到内容创新了读书月的内涵。

抗战期间由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所大学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虽然只有8年历史，但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极大的精神影响。西南联大集中了三所大学的著名教授。文科的教授大多都是中西兼通的学者，如陈寅恪、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在理工科方面，联大的几位年纪稍长的教授，称得上是中国近代若干基础学科和工程技术学科的开创者、奠基人，如饶毓泰、吴有训、叶企孙、黄子卿、孙云铸、袁复礼、吴大猷、施嘉炀、李辑祥、顾毓王秀等。而一些在抗日战争前后回国的年轻教授，如华罗庚、陈省身、王竹溪等，学术造诣较高，了解国外学术发展的情况，因而使联大的教学能接近国际水平。它不仅培养了像杨振宁，李政道和中国两弹一星及许多学部委员这样的专业人才，更在学术传统上做到了“自由之意志和独立之精神”。

记者了解到，自这一系列讲座的海报陆续在各个文化场所张贴之后，已有不少读者去电订座。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现在深圳从事平面设计工作的读者表示，希望届时在物质生活书吧重温西南联大的历史，他相信无论是普通的中国人，还是一名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都应不断思索西南联大留给人们的精神遗产，以便薪火相传。

一、“西南联大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从陈寅恪﹑钱钟书﹑杨振宁等人说起”

时间：   11月24日（周六）下午2：30－5：00

地点：   物质生活书吧

主讲人： 谢  泳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知识分子研究专家

长期研究西南联大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专注于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包括储安平与《观察》周刊的个案等。出版有《逝去的年代》、《储安平与<观察>》、《清华三才子》、《血色闻一多》等著作。

二、“寻找西南联大魂”

时间：  12月1日（周六）下午2：30－5：00

地点：   物质生活书吧

主讲人： 张曼菱   

作家、红学家、电视制作人

北京大学78级中文系毕业。在校期间发表的处女作《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后改编为电影《青春祭》，被誉为大陆知青电影巅峰之作。由张曼菱撰稿、编导、制片的《西南联大启示录》2000年开拍，该片由云南省委宣传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求是》杂志社、西南联合大学校友会、云南师范大学联合摄制。历经3年艰苦发掘，采访数百名海内外西南联大著名校友及其亲属而成。集中展现了闻一多、邓稼先、费孝通等一批学者和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生死关头留下的生命印迹。 她还是第一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新中国女性。

三、主题待定

时间：  12月8日（周六）下午2：30－5：00

地点：   物质生活书吧

主讲人： 雷颐

         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著作有《取静集》、《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雷颐自选集》、《经典与人文》、《图中日月》、《萨特》、《被延误的现代化》；译著包括《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

四、“日军空袭下的联大战时生活”

时间：  12月15日（周六）下午2：30－5：00

地点：   物质生活书吧

主讲人：  闻黎明

          学者，中国现代史研究专家，闻一多先生嫡孙。

            1977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后至社科院近代史所工作。曾任日本庆应义墪大学访问研究员。现任近代史所思想史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闻一多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全国闻一多研究会理事。代表作包括专著《闻一多年谱长编》、《闻一多传》、《爱国民主斗士》、《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论文《大江会在美国》、《论抗日战争时期教授群体转变的几个因素》、《“国民大会议政会”刍议》、《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三种力量》等。

        记者：七十年过去了，现在纪念西南联大的意义何在？
　　谢泳：今年是西南联大建校七十周年。她的校庆日是11月1日。中国知识界对这个抗战中的大学发生兴趣，不仅因为这个大学为战时和以后的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更在于这个大学为中国知识分子养了“士”气。正如一位西南联大的学生所言，西南联大具备了双重意义，“一个是表面的意义，那当然就如其名称所揭，是一所‘学校’，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但在另外却还有一重不为人们所见的隐潜意义，那就是一个酝酿舆论，领导思想的政治中心。这一面虽然潜隐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却是西南联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意义’。若弃此不顾，只谈上课讲学，那实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联大”。作为实体的西南联大早已逝去，但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西南联大总会吸引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来研究。作为精神象征，西南联大很可能会被与她有过直接间接联系的人们时常怀念。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会在她身上寄托越来越多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理想，期待那样的时光重回当下……
　　记者：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西南联大为中国保存了一批读书种子，延续了中国教育的命脉，使得中国文化得以薪火相传。这是硝烟弥漫、物质生活极度匮乏年代中的一个奇迹。
　　谢泳：以往对于西南联大贡献的评价，往往过于重视西南联大在九年中的成功合作，而忽视三校过去的传统。九年的合作只是结果，它成功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在中国起步虽晚，但到抗战前夕，不到40年的时间内，已经初步形成了可以和世界著名学府相比的现代意义的大学教育体制，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个奇迹。
　　大学独立和教授治校是现代大学的核心
　　记者：很多学生非常神往西南联大当时的风气。“自由”几乎是西南联大学生最受惠也感受最深的。学生获得“自由”的前提和必备的条件有哪些？
　　谢泳：大学独立是现代大学的主要特征。“独立”二字，不意味国家不管大学，而是国家不对大学的内部事务，特别是与思想和学术有关的事务进行干涉。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建立的时间并不长，但中国现代大学的起点很高，标志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开端直接与西方现代教育接轨，这使中国现代大学从开始就呈现一派生机。当年国民党也千方百计想在大学插足，但收效不大，因为那里的教授不买这个账。陈序经当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时，大约1941年前后，国民党为加强对西南联大的控制，要求当时担任院长以上职务的教授都得参加国民党，陈序经知道后很坚决地说：“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

“我这一辈人，是新中国第一代学人。”这是74岁老学者胡经之的开场白。胡经之算不上公众人物，学界之外，他的名字鲜为人知，但在文艺学、美学和文艺评论领域，这却是一位鼎鼎大名的老学者、老一辈教育家。

他是国内第一位自觉尝试把文艺学、美学融为一炉，“文艺美学”学科的首创者，曾师从杨晦学文艺学，又随朱光潜、宗白华研习美学。在他一生中，两段最美好的读书、治学时光都与西南联大息息相关，为此，他自言“甚为幸运”。在一个深秋的上午，就在胡经之称之为“人生最后一站”的深圳家中，一场关于西南联大、老北京大学、新深圳大学传承历史的讲述就此展开，时光又把我们带回70年前。

 1952年的北大，西南联大文科大本营

1952年深秋，时年19岁的胡经之，从苏州乘火车赴北大求学。未名湖的湖光塔影、最高学府的雕梁画栋和远处西山的夕阳剪影，从此成为他一生魂牵梦萦的精神家园。

初入北京大学，正赶上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北大从沙滩搬入燕园，燕京大学则并入北大，再加上清华文理两科的加盟，当时的北大群英荟萃，俨然成为西南联大文科力量的大本营。

追溯起来，胡经之认为，西南联大主要由三代学人构成：第一代是50岁左右的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汤用彤、冯友兰等人，除了英年早逝的，基本都转移到了北大；第二代是40岁上下，像古代汉语大师王力、清华研究戏曲的浦江清、联大校委会秘书川岛等，院系调整之后都进了北大中文系；第三代则是30岁上下的钱锺书、余冠英等人，解放后都到了北大文学研究所。

“我入学时，这三代学人都还在北大发生影响。但最活跃的，却是更晚一辈人，西南联大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胡经之还记得，这批人在解放后都成为北大的教学中坚，如哲学系的任继愈，其夫人冯钟芸乃冯友兰侄女；又如张世英，其夫人是闻一多的学生彭兰；还有王瑶、李赋宁，这些人在联大都是20岁出头，院系调整后到了北大，正是40不惑的年纪。尽管胡经之与老一辈联大故人相交甚少，间接受到这批人的精神影响却不可估量。

那时，距离联大时期仅仅十多年，只是一名普通中文系学生的胡经之，还能从师长们的言传身教中，强烈感受到流淌其中的联大精神。

他们支撑着一个“大学”的灵魂

这精神，首先便是精神独立，学术自由。当时的北大教师上课，还保留着西南联大的传统：没有统一教材，而是依各自所长尽情发挥，各显神通。仅以语言课程而言，王力教古汉语，魏建功讲音韵学，朱德熙授语法修辞。文学课更丰富多彩，游国恩讲先秦两汉、诗经楚辞，林庚讲魏晋南北朝、唐诗，浦江清讲宋词元曲，吴组缃讲明清小说和《红楼梦》。外国文学更不得了，曹靖华讲俄苏文学，季羡林讲东方文学，李赋宁讲英国文学，冯至讲德国文学，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讲法国文学，“名家云集，虽然没有一位能将外国文学通史完整讲完，却始终各展所长。”1960年，胡经之留北大任教，和冯钟芸、彭兰在一个党支部，很长一段时间，他与两家人交往甚密，深感精神独立、学术自由确实是西南联大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命。

人生两段大好时光，都与联大有关

在胡经之看来，20世纪中国人文科学的发展，有三段大好时光。一是1923－1927年期间的“整理国故”运动，二是西南联大时期，三是1950－1957年。导师杨晦、美学大师朱光潜和宗白华，都曾多次向他提及，解放初期是中国学者做学问的一个黄金年代，那时生活稳定，环境宽容，许多学者每年都能出一部专著。“我很幸运，赶上了这一段好时光，那是真正读书的时代。”

“我们仍然赶上了另一个时代。”1980年，被冰冻了20年的读书种子，终于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苏醒。胡经之也热情万丈，那时的北大，学术自由，教授们终于可以不受限制地讲授自己爱好的、研究的成果。

恍惚之间，时间又回到解放初，联大精神慢慢恢复了。“北大当时提出一个方针：老师可以炒自己的‘名牌菜’。”袁行霈讲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严家炎开中国小说流派，金开诚讲文艺心理学，叶朗讲小说美学，胡经之自己，则首创了文艺美学这一学科。他的著作《文艺美学》，至今还是北大、清华的文科必选教材，而该书正是他80年代在北大的讲稿。像这样一边讲课一边写书，学科是教授们一手推动或开创，正是西南联大学术精神的良好传承。

深圳大学与西南联大渊源颇深

连胡经之自己也始料未及的是，已届知天命之年的他，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80年代初期，竟会从北京来到当时还仅仅是个边陲小镇的深圳。

就在1983年冬，清华副校长张维在他清华园的寓所中，恳切约见汤一介和胡经之，邀请北大学人参予创办深圳大学的中文系、外文系。当时，深圳特区刚成立不久，财政收入还只有1亿多元，市委就把目光投向文化教育，提出“勒紧腰带”也要办好深圳大学。高起点、国际视野、不走老路的勃勃生机召唤着胡经之。就在张维那间简陋的寓所里，初创深圳大学的决定敲定下来。由胡经之和乐黛云筹建中文系，汤一介则负责筹建国学研究所。

全新的深圳大学，几乎所有师资都来源于北大和清华。中文系自不必说，外文系主任李赋宁来自北大，清华贡献了童诗白、汪坦、唐统一，一大批西南联大种子，就这样由北京奔赴深圳。“除此以外，我们还陆续从北大调来一批年轻教师和研究生，如褚斌杰的高徒章必功、师承季羡林的郁龙余等，后来都成为深大的骨干力量。”20年过去了，老一辈来来往往，多数都回了北大，惟一沉淀下来的只有胡经之。哺育新人、传承北大精神，他怀着一腔热情，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一心向往的“大学”理想之中，几十年前的西南联大在深大校园，得到奇迹般的遥远呼应。

今年上半年，景海峰到昆明开会，特地去了云南师范大学。六十多年前，它是西南联大留给云南的礼物。北迁之际，西南联大建成师范学院，部分师生永远留在了云南。傍晚的昆明天空下，一座铭记着西南联大荣耀的纪念碑，直抵云天。

物质的西南联大已不复存在，精神的西南联大却在代代传承。现为深圳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的景海峰，是国学大师汤一介先生的高足，而汤一介先生的父亲，正是汤用彤，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景海峰1978年入学的北京大学，正是当年联大三校之一，算起来，他是最后一拨直接受惠于联大“遗老”们的幸运儿了。

从昆明到北京，从北京再到深圳，70年光阴未能掩埋西南联大的精神传统，以及它直面灵魂的勇气。当景海峰静静立在联大纪念碑前，除了缅怀与反思，他想到的，似乎还有更多可以转告下一个时代的无形遗产。

最后一拨受惠于联大“遗老”的幸运儿

1978年秋，当21岁的景海峰从黄土高原的一座水电站来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他还没有想到，自己大概是最后一拨直接受惠于西南联大“遗老”们的幸运儿了。

事实上，自西南联大1946年解体北归，便注定了它将被遗忘的命运。当景海峰入学之时，便只知北大名师云集，却不知它的前身还蕴藏着一段战火中坚忍不拔的联大传统。“当时的北大，比较强调‘五四’运动的传统，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几乎没有人提起。”

回想起来，当时的哲学系确有一大批教授都来自西南联大。“教师辈的，有讲授《数理逻辑》的王宪钧，将近70高龄还在三尺讲台前默默耕耘。”景海峰记得，冯友兰先生是最“神秘”的，由于文革刚刚收场，政治气候还乍寒乍暖，再加上他年事已高，的确不宜太多露面，所以很少能有机会见到他。“冯先生没有给我们讲过话，更没有上过一节课，只是几次拍合影留念，搀扶了出来，稳坐在大队人马的中间。他自然是西南联大的台柱子，曾经的文学院院长。”

而西南联大的学生辈就更多了，谈起他们，景海峰如数家珍。“当时的哲学系主任黄楠森，国内黑格尔研究泰斗张世英，康德研究专家齐良骥，研究中国哲学的邓艾民。他们对联大精神有比较直接的传承。”正是从他们的叙述中，西南联大的影子才慢慢清晰起来，三四十年代北平学术界的艰辛，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在“时不我待”的民族危亡关头所创造出的辉煌成就，像一扇隐秘的通道，在景海峰面前缓缓开启。

真正对联大有深入、系统的了解，是景海峰转向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之后。那已经是80年代后期了。“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段正是三四十年代。而三四十年代自创系统的哲学家，背景几乎都与联大相关。”为了研究熊十力，他曾在资料室的故纸堆里，翻出了1938年北大校长蒋梦麟亲笔签署的油印聘书，聘熊十力为联大教授。后来，景海峰才逐渐收集了许多西南联大的书，“事实上，我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进入了西南联大。”

多年前的未名湖畔，读书种子已深深植入

景海峰求学北大期间，那批西南联大的老教授最年轻的也已60岁出头，但对于文革严冬走过来的几代被耽误了时光的人们来讲，刚刚“归队”的他们还算得上“年富力强”，他们并不怨天尤人，而是以难以置信的热情投入到恢复高等教育的庞杂工作之中。

景海峰清晰地记得，60多岁的齐良骥老先生，给77级、78级200多位本科生上大课，当年的扩音设备很不好，这样的大课相当吃力，齐先生却一丝不苟，从不迟到或缺课。张世英当时已是研究黑格尔的学术泰斗，仍然坚持在教学第一线，给本科生上课。“读研究生时，邓艾民先生带我们去图书馆查资料。几乎是手把手传授，师徒之间的的良好传承与责任心让人感佩。”

1985年，邓艾民患癌症去世。直到去世，他才刚刚从讲师升为副教授。由于建国后的历次运动，教授们的职称几十年没有变化。谁能想到，这批著作等身的老先生，许多都是副教授，有的还只是一名讲师。

而他们对青年学子的循循善诱和全力扶持，无形中感召着景海峰。至今，北大的7年读书岁月仍然是他人生最畅意的时期，没有尘俗纷扰、家室之累，不用操持生计，可以一心向学、专志读书，真正尝到了“为读书而读书”的乐趣。而西南联大的一批老学人，在景海峰心中，不仅仅是“经师”，更是“人师”。在一个又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校园场景中，他握紧西南联大师生们的手。那些手坚定地传递着力量，几十年的光阴，倾覆如指间的流沙。

老教授们的人格力量，对景海峰的一生带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后来，他南下深圳，一头植入被他称为“新型土壤”的城市，以极大的热情加入创立深圳大学的“学术大军”。20多年了，他身边喧闹过，寂静过，然后再恢复热闹，起起落落，景海峰却始终能沉下心来，一头扎进中国哲学史和新儒学研究。就像一个耐得住寂寞的种子，他寂静地在一片荒芜中生根发芽。而这种子，早在多年前的未名湖畔，便已深深种下。

西南联大已沉淀为一种无形精神力

1984年，北京大学汤一介等教授“援建”深圳大学，并创办了国学研究所，这是改革开放后国内第一家以国学命名的机构，1985年初，景海峰也追随导师汤一介来到了深圳。

80年代末，一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和学术精英相继离开了深圳大学，或出国，或转行，或打道回府。其时景海峰也动了“出走”的念头，打算出国深造或再进北大攻读博士，两种选择都意味着从此离开深圳。思前想后，他还是留了下来，从此便躲进小楼成一统，潜心国学二十年。

回想当时的深圳，不要说新儒学，就是整个学术领域都是一片荒芜，一切都从零开始。景海峰却信心十足。因地邻香港便利，他在图书资料和学术交流方面拥有了内地高校难以比拟的条件。他当时写的几篇文章，包括编的《当代新儒家》，都是得风气之先和地缘之便的结果。“国学热”也在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的推动下，逐渐在全国风生水起。

这中间，也经历过起伏跌宕，寂寞似乎总是多于喝彩。“经济大潮过后，留下了一群和我一样‘呆头呆脑’的人，我们经常举行小型学术沙龙，这对我而言是个很大的慰藉。”景海峰说。从1996年起，深大国学研究所又渐渐恢复了繁荣。在他的谋划下，研究所参加了由北京大学主持的《儒藏》编撰大型工程，主办了第15届中国哲学大会，还将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合办“对话、融通与当代哲学的新开展：中哲、西哲、马哲专家论坛”等等。

从憧憬到寂寞，再从坚守到复苏，20年间角色的不断转化让景海峰十分感慨。“我们这代人的心路历程比较复杂，进入社会后分化得也很厉害，一些人比较把持得住，另一些人不那么把持得住。不管别人做什么，我是搞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的，深知要在这方面有所成就，非得有大定力不可。因此，我对功名利禄看得很淡。”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脸上带着一贯温和、淡定的微笑。

选择做一名现代性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是埋进故纸堆里执着学术，景海峰似乎更倾向于后者。并非因为他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他对自己的身份有着清晰的定位。“职业身份是本位，与此不相称的因素，都尽量抛在一边。这也是北大老先生们教给我的。”西南联大在他心中，已经沉淀为一种无形的精神力，左右着他的价值判断，比如学术追求，比如神圣感、崇高感、使命感，比如“学术追求不是一份糊口的工具，而是人生价值的体现，安身立命的脊索”。